众所周知，作为江青团伙的核心人物，康生是个十足的野心家，他非常善于搞投机钻营，而且长期以来利用职权，作恶多端，害了大批干部。

但是，由于他1975年就病死了，去世的时候仍然身处高位，悼词对他的评价还很高，因此，康生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清算。直到1977年，被康生及其妻子曹轶欧一手把控了20年的党校，仍然仿佛法外之地一样。

但是，一个人的到来，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，这个人就是胡耀邦。

1977年3月，中央任命胡耀邦担任党校的副校长，同时主持日常工作。他抓党校工作很有章法，来到党校后，很快就采取召开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的方式，让大家畅所欲言，只要是对党、对人们有好处的，有什么说什么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。

参加这个整风会议的成员，有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的成员，校级和处室级的领导干部，还有各党支部的党员代表，一共大概70人。

结果，大家在发言中，很多矛头都指向了老校长康生，甚至党校中一些当年参与江青集团的人，也借口他们的所作所为，都是经过康生批准的，试图以这种方式为自己开脱罪责。

这次整风会议，让胡耀邦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如果不彻底揭露康生过往的问题，那么以前被康生提拔的领导干部就还会把持党校的重要岗位，中央党校的工作就无法正常深入的开展下去。要知道，康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20年，培养了不少亲信，他和妻子曹轶欧将党校当做自己的私人领地一般，胡作非为，干部群众意见很大。

中央党校是党培养干部的重要阵地，当前国民经济刚刚恢复，走上正轨，正是急需各类领导人才的时候，中央党校如果还是受康生等人的影响，怎么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呢？

于是，心怀天下、刚正不阿的胡耀邦，决心打响揭批康生罪行的第一枪，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管你有多么位高权重，只要有问题，就应该接受人民的审判。

但是，胡耀邦却遇到了一定阻力，因为康生当时在社会上的形象仍然是正面的，1977年8月，我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，仍将其称为“无产阶级革命家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、光荣的反修战士”。如果贸然揭批康生，容易引起思想混乱。

因此，华国锋就对胡耀邦说，“康生这个人确实不好，干了很多的坏事。不过中国有个传统，人死了就不再追究了。”

但是胡耀邦却表示，在台上的也好，在台下的也好，活着的也好，死去的也好，凡是对康生有意见的，都可以提出来。

见到胡耀邦这么坚决，华国锋也改变了态度。于是，一场针对康生罪行的大揭批活动就开始了。

最初，大家还比较谨慎，只敢写写小字报。1977年12月9日晚上，胡耀邦的老部下、党校哲学教研室的李公天，与哲学教研室副主任韩树英，在走廊上用细铁丝挂出了第一份揭发康生和曹轶欧罪行的小字报，引发大家围观和热议。

胡耀邦对这种行为给予了积极支持的态度，随后，其他同志陆续跟上，写小字报的人就越来越多，小字报很快从一楼贴到了三楼，前来查看的人络绎不绝。不久，党校学员就正式向中央写了一份书面报告，一致要求严肃、迅速处理康生的问题。

12月中旬，在胡耀邦安排下，党校连续召开了4天的大会，让教职员工放手、大胆揭发康生的罪行，大家反响热烈。

在此基础上，胡耀邦又让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一起，整理出一份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名册，居然多达603人，其中甚至包括副主席、总理等高层领导，至于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就更多了。

经过这么一揭发，康生之前做过那么多鲜为人知的恶事，一一被曝光查证了出来，简直是触目惊心，让人不寒而栗。

原来，康生最早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，到其1975年病死之前，一直在整人的路上，被他残害干部的背后，则是一个个的家庭悲剧。

比如，我党的好党员王世英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看出了康生的真实嘴脸，他曾揭发过康生，但未能成功。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，康生莫须有的说王世英是特务，这事甚至闹到了毛主席面前，最终毛主席选择信任王世英不是特务，但康生也由此对王世英怀恨在心，直到60年代康生大权在握后，就开始打击报复，最终导致王世英含冤离世。

再比如，洛林就是一个普通的党校讲师，但是60年代，康生在其办公室私设“洛林专案组”，妄图逼迫其诬陷几位高层领导，洛林不从，结果就被康生残酷地害了将近10年，其间还被关押3年，直到1978年12月才获得解救，恢复工作。

像这样的事情，举不胜举。

1978年11月，经过近一年的收集整理，胡耀邦最终将揭批康生的材料带到了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。康生的所作所为，立即震怒了高层，于是决定对其立案审查。

1980年10月16日，康生的党籍被开除，连他去世时的悼词也被撤销了，骨灰被挪出了八宝山。康生曾经登上副主席的高位，达到人生巅峰，但是，他终究逃脱不了历史和人民的审判，被牢牢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
而反观胡耀邦，他到中央党校刚上任没多久，就揪出了康生这个大奸人，一大批干部得到平反，真的是大快人心，老百姓拍手称快，获得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。康生罪行被揭批之后，中央党校也在胡耀邦的领导之下，面貌焕然一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