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今年,我们认为中国经济需要经历‘三场赛跑’。”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余向荣近期在媒体分享会上说道,第一是地产和非地产的赛跑,即非地产行业增长能否抵消房地产拖累从而实现新旧动能平稳转换;第二是政策与经济的赛跑,即宏观政策能否及时、足量并且有效响应以巩固经济复苏势头;第三是经济与信心的赛跑,即经济和政策利好能否持续累积并转化为信心的修复。
“我们需要赢得前两场比赛才能确保经济处于稳定增长的轨道,可能需要赢得所有三场才能实现中国资产较为持续的重估。”余向荣表示。
先进制造业等三个新引擎的规模或已与房地产相当
如何管控去房地产化进程仍是今年最重要的问题。余向荣认为,政府至少在努力培育三个主要的新增长引擎,以填补房地产留下的不足。
其一是科技创新。中国研发支出占比逐年提高,科创表现也远超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经济体。以半导体产业为例,据测算,以个数计,我国集成电路芯片自给率已经提高到33.6%,而以美元计,则为17.3%,未来仍有很大国产替代空间。
其二是先进制造业。“新三样”,即电动车、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,得益于全球绿色转型,正成为中国出口的重要增长点,去年猛增近30%,拉动出口增速1个百分点。中国已于2022年超过德国、2023年超过日本,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。
其三是现代基础设施。基建常被当作对冲经济下行的逆周期工具,但从长远看,它也是夯实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基础的需要。中国建设成本仍然相对较低、建设效率较高,未来一段时间依然是提前布局未来基础设施体系的战略机遇期。
余向荣认为,这三个新兴增长动力的规模可能已与房地产相当。“我们以投入产出表重点测算了三个具体行业的经济贡献:机电产品(包括机械设备、电子产品等)、交通设备(如电动汽车、飞机、造船)和电池。最新数据显示,2020年这三个行业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已达17.2%,而房地产的总贡献为24.9%,基础设施为12.9%。在经历了三年剧烈调整之后,三大产业的贡献或已可与房地产匹敌。因此,我们不担心没有行业可以取代房地产在驱动增长中的作用。”
而今年新兴产业能填补多少增长缺口将主要取决于需求。余向荣提到,三大新增长引擎都将强化中国作为“生产性经济体”的特征,巩固中国作为“世界工厂”的地位。但是,新兴行业普遍依赖出口,我国生产42%的太阳能电池、20%的电动车以及15%的锂电池都是用于出口的。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和出口中已经占据绝对优势的份额,进一步扩大出口必然面临保护主义风险。在去地产化转型中扩大消费更是困难重重。如果有效总需求不足,那么新增长模式可能是通缩的。今年政策组合将更具扩张性
“我们预计2024年增长目标设定在‘5%左右’。这对稳预期是必要的。”余向荣表示,更重要的是要有达成目标可行的配套政策。今年政策组合将更具扩张性,由财政和准财政主导,而货币政策则主要起配合作用。基础设施以及“三大工程”应是今年财政和准财政政策发力的主要抓手。
首先,预测今年财政赤字为GDP的3.8%,或者赤字率为3%但增加1万亿元长期建设国债。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或持平于3.8万亿元。再考虑到结转资金,新增财政刺激力度(公共预算+政府基金)相当于GDP的1.3%。如果聚焦投资,乘数效应相对较高,测算财政刺激将对今年GDP增长贡献约1个百分点。
其次,准财政关乎“三大工程”融资。PSL已于去年12月重启,判断这一轮投放规模会超过1万亿元。
再次,央行应需维持宽松立场,以配合财政和准财政政策。美联储降息在望,外部汇率和资本外流压力将会缓解。预测2024年政策利率下调20个基点,存款准备金率下调50个基点。
最后,中央定调“先立后破”,避免房地产超调及其负反馈效应是当务之急。余向荣认为,今年房地产政策重心将逐步从需求端放松转向投资端托底。
市场对于重建信心需要耐心
余向荣表示,进入2024年,预期不振从居民到民企到投资者依然较为普遍,而信心缺失会影响政策效果。
他同时提到,除了经济增长,预期改善还需要有几个必要条件:房地产稳定、通缩风险消退以及政策不确定性下降。从政策信号来看,逆周期措施在加码,房地产托底也已明显,近来更将政策协调问题摆在更加突出位置。当然到效果显现还需要一定时间,因此市场对于重建信心也需要一点耐心。
此外,针对提振信心是靠刺激还是靠改革的问题,余向荣认为,大规模政策刺激可能有助于在短期内扭转市场情绪,但是无益于长期结构性问题解决。无论是房地产、债务,还是人口、科技等长期挑战都需要结构性方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