眉州眉山人苏轼是个大才子，年仅20岁就考取了进士，所写的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则获得了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，一时声名大噪，京师之中，人人都在看这位大才子还会写出什么新作。不过到了苏轼29岁时，王安石变法开始。

1071年，34岁的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，让王安石十分生气。毕竟任何变法都不可能完美无缺，更何况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，不少人逮着机会就说他的坏话，王安石的压力也很大，所以苏轼撞上了“枪口”。

最终苏轼自请出京，先是担任了杭州通判，几年后被调往了密州任知州，然后又去了徐州，在地方上，苏轼还是屡有功绩，建苏堤、筑黄楼、种植青松等，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。1079年，已经43岁的苏轼被调到了湖州。

在上任后，苏轼向宋神宗写了封《湖州谢表》，其实也就是例行公事，不过苏轼这人有些个性，文中也难免带有些个人色彩，结果不成想“乌台诗案”发生，而这也反映了宋朝廷的紧张局面，苏轼险些被杀，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，也给宋神宗上了折子，说：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？”

苏轼保住了性命，被捕黄州，那段时间里，苏轼也是心情郁闷，常常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散心，并且写下了现今语文课本上要学习或背诵的《赤壁赋》、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等名作。虽然说心里面郁闷，但苏轼也闲不住，并且这地方偏僻，苏轼得自给自足，于是苏轼就带着家人开垦了一块坡地，种田帮补生计，别号“东坡居士”也是在这时候起的。

1085年，宋哲宗即位，高太后临朝听政，苏轼则被召还朝，步步高升，但苏轼看到新法尽废，旧党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，就觉得旧党与所谓“王党”不过是一丘之貉，于是向朝廷提出谏议，结果被贬。

从杭州一路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，期间苏轼还在惠州待过，而当时的岭南两广还只是蛮荒之地，许多罪臣都是被流放至此，觉得深感煎熬，宁肯死也不肯被流放岭南。不过苏轼大概是有了经验，经历人生的起起伏伏，却是保持了心中的阔达，随遇而安。

1095年，苏轼在惠州吃上了荔枝，觉得真是人间美味，于是写下了《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》，其中写到：“海山仙人绛罗襦，红纱中单白玉肤。不须更待妃子笑，风骨自是倾城姝。不知天公有意无，遣此尤物生海隅。”

“海山仙人”指的便是荔枝，而在唐代诗人杜牧《过华清宫绝句》中有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苏轼写“不须”，意思是说不需要等待杨贵妃的鉴赏，荔枝本身就有动人的资质、绝世的姿容，还特别感叹了一句，天公把这仙品留在凡尘，不知是有意，还是无意？

第二年，苏轼还待在广东惠州，又吃到了荔枝，并且提笔再写下了一首《惠州一绝》，然而这一次，苏轼不再特别夸耀荔枝，而是着重说了自己吃荔枝的事情，全诗如下：

“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

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

“每天吃上三百颗荔枝，我愿意永远都做岭南的人。”不过后人对此却是争论了近千年，认为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是苏轼在吹牛，是夸张的写法。大家都清楚，荔枝这东西好吃是好吃，可吃多了容易上火，如果每天真的吃上三百颗，苏轼肯定不会再写“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

还有人认为苏轼这么写，其实是引用了客家话“一颗荔枝三把火”，但他不太懂，就写成了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。

另外，在该诗中，“卢橘”指的是枇杷，《冷斋夜话》 卷一载：“东坡诗：‘客来茶罢无所有，卢橘杨梅尚带酸。’张嘉甫曰：‘卢橘何种果类？ ’答曰：‘枇杷是也。’”

其实《惠州一绝》一诗不仅写了岭南之地的水果，也写出了苏轼苦中作乐的心态，大家都知道，林楠是蛮荒之地，不是人待的地方，苏轼却要说“愿意永远都做岭南的人”，后来苏轼到了儋州，条件更为艰苦，苏轼却给儿子写信，称“无令中朝士大夫知，恐争谋南徙，以分此味（生蚝）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