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：舒生

知行合一是王阳明中期讲学提得最多的概念，主要针对当时学人知与行普遍割裂的时弊而提出来的。

在王阳明看来，未有知而不行者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。这个“知”，不是简单的记住了，理解了就是知。要在今天，王阳明一定会批评那种“知道了很多道理，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”的观点。我们所谓“知道”，在他看来只是未知，或者说只是知道一点皮毛，或者只是知道一点似是而非的东西。

王阳明一再告诫弟子：“真知即所以为行，不行不足以谓知。”在他看来，知行是一元的，当做两样来看，就偏离了圣学功夫。所以他说：

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，若会得时，只说一个知，已自有行在。只说一个行，已自有知在。”

知与行之所以分作两说，实际上是就本体功夫不同方面而言的。

王阳明论知与行的关系具有很强的辩证意味。在《传习录答友人问》的一个著名段落，他阐述道：

“知之真笃即是行，行之明察即是知。若行而不能明察精觉，便是冥行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，所以必须说个知。知而不能真切笃实，便是妄想，便是思而不学则殆，所以必须说个行。元来只是一个功夫。”

这就是说，知与行的对立只是表象，在更深的层次，它们是高度统一的。而且知与行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这时，知不是简单的识得某个知识，而是来自于个体的深切体悟，非如此不可能有真知。对于如何达到真知，王阳明并未从给出一套精进方法，但如果我们将他所强调的知的意蕴，与布鲁纳的认知维度理论联系起来，会发现后者为前者提供了一种绝佳的认知精进的方法。

知的最初级是识别、回忆，简单说就是记得住、想得起来；

第二级是理解，其认知过程包括解释、举例、分类、总结、推断、比较和说明等；

理解更上层楼是应用，其认知过程包括执行（熟悉的任务）和实施（不熟悉的任务）；

应用之后是分析，包括区别、组织和归因三个具体的认知过程；

再后是评价，其认知过程包括检查和评判，检查涉及检验知识内部的矛盾或错误之处，评判涉及基于外部的准则和标准进行评判，是我们称之为批判性思维的核心；

最后是创造，涉及将要素组成内在一致的整体或功能性整体，在原有事物上有所发明、有所创造，其过程一般有三个阶段：首先是问题表征，即试图理解任务并调用知识形成问题解决方案；然后是审视方案计划的可行性及相关细节；最后是方案执行。

通过对布鲁姆认知维度分类的粗略介绍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它在方法层面大大超越了王阳明的真知论。用于追求任何真知，都不失为一套有效的方法。

但这里也有显著不同。布鲁姆的认知维度分类主要处理的是中性的认识论问题，而王阳明的真知论则以伦理道德为旨归，也就是说，前者侧重如何获得真知，后者侧重在实践中精进道德修养，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。

“我今说个知行合一，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，便即是行了。发动处有不善，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，须要彻底彻根，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，此是我立言宗旨。”

这里，王阳明说的克倒一念不善，即是持传统的严格的道德主义立场。

讲学后期，王阳明屡屡以“致良知”之说否定中期的“知行合一”说。他认为“知行合一”的表述不若“致良知”精当透辟。但在一些学者看来，二者在王阳明的语境中并无根本不同。

致即是行，而良知初看之下是前期知的升华，但王阳明所言的知，无不是代表最高理想的圣人之知，而在当时，良知与圣人之知实质是等同的，因此致良知必然要求知行合一，知行合一必然致良知，二者言有别而意相同。

二者虽然实质相同，但“致良知”的提法我觉得还是不如“知行合一”恰当。我这样看倒不是因为我认为“致良知”不如“知行合一”好，而是觉得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，一方面，可争议的地方较多，另一方面，在提致良知时，他不在把它局限于道德修养，而是试图以此解决一切社会问题，概言之，他的宏伟目标是以良知治国。这个目标客气地说，是太理想，不现实，不客气地说，就是儒家天真的以德治国的老调重弹。

以良知治国兴许比以德治国更近了一步，但指望这一步来拯救积重难返的封建社会，注定是螳臂当车。

就这此而言，我倒觉得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更精彩，更有针对性。每次读到“知之明察精觉即是行，行之真切笃实处即是知”，都不由得产生一股强烈的振聋发聩之感。